她从客厅走到走廊尽头，站在林溪房间的门口。门关着。她把手放在门把手上，停了一拍，然后推开了。房间里的东西她前几天已经整理过了。床底下的纸箱还在那里，里面装着溪溪的全部。窗台上那排玻璃瓶还在，最左边那只里面那颗桂花糖还在瓶底安安静静地躺着。她走到窗前，看着那排瓶子，看了一会儿。然后她把那排瓶子一个一个地拿下来，用报纸包好，放进另一个纸箱里。她包得很仔细，每一个瓶子都用报纸裹了两层，报纸的边角折进去，压得平平整整的。她把那只装着桂花糖的瓶子留在最后，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。糖块在瓶底安安静静地待着，浅黄色的，小小的。她把那只瓶子也包好，放进了纸箱。她把纸箱的盖子合上，用胶带封好，在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三个字：“易碎品”。写完之后她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那层灰很细，白白的，沾在她的掌纹里。

她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，在门口停了一下。她低头看了一眼门口的地砖。那颗桂花糖还在那里，浅浅的黄色，安安静静地躺在地砖的缝隙旁边。她看着那颗糖，看了一拍。然后她蹲下来，把那颗糖捡起来。糖块上沾了一点灰，她用袖子擦了擦，然后把它放进了外套口袋里。那颗糖她带走了。留在门口的那颗，她带走了。她知道这间屋子会塌，这颗糖留在这里会被埋在碎砖底下。她想把它带走。她站起来，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一下。那颗糖和那几张纸条一起待在她的口袋里，安安静静的。

中午的时候苏砚来了。他站在门口看见客厅里堆着纸箱和垃圾袋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换了鞋走进来，把袖子卷起来，问：“哪些要搬？”她指了指靠墙的那三个纸箱，说：“这些。”他走过去，一个一个地搬起来，搬到楼下他的车里。她跟在他后面，看着他搬。他的肩膀在搬箱子的时候绷得很紧，衬衫后背洇出了一小片汗。搬第三趟的时候他停下来，回头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还有吗？”她说：“还有一袋垃圾。”他走过来把那袋垃圾也拎起来，顺手带下了楼。

搬完之后他们站在空了大半的客厅里。沙发还在，茶几还在，电视柜还在。但那些小东西都不在了，那些曾经让这间屋子显得满当的东西——旧报纸、旧杂志、过期的保健品、抽屉里的杂物——都不在了。客厅变得空了，也变得更大了。她站在客厅中间，感觉到这间屋子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回它本来的样子。它本来就是一间隔了二十年的老屋子，空了才对。她站在那间空屋子里，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也在跟着变空。那种空是好的。是那种把不必要的东西扔掉之后的空。

苏砚站在她旁边，也在看着那间空屋子。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下午我帮你把那些东西搬到你新租的地方去。”她点了点头。她前几天在城东租了一间小房子，一室一厅，不大，但够她一个人住。她还没有搬进去，只是签了合同，拿了钥匙。钥匙在她的口袋里，和那几张纸条放在一起。她摸了一下那把钥匙，凉凉的，硬硬的。

下午他们开着车把纸箱运到了城东那间小房子里。房子在五楼，没有电梯。苏砚一趟一趟地搬，她跟在后面搬那些轻的。搬完之后两个人都出了一身汗。她站在那间空房子的客厅里，看着地上那三个纸箱，看着窗外照进来的光。那间房子的窗户朝南，光很好，照在地板上暖融融的。苏砚站在窗边，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，风灌进来，带着楼下不知道谁家炖肉的香气，混着酱油和八角的味道，温温的，暖暖的。她站在那间空房子里，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地落定。那种落定很轻，很稳，像一颗石子终于落到了井底。她站在那间空房子中间，把外套口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掏出来。几张纸条，一把钥匙，一颗桂花糖。她把那几张纸条放在窗台上，把那颗糖放在纸条旁边。然后她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那条陌生的街道，看着那些她不认识的树，看着那些她不认识的人从楼下走过。她知道这条街她很快就会认识。她会知道哪家的早点好吃，哪家的菜新鲜，哪条路去地铁站最近。她会在这里重新开始。她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过身来，对苏砚说了一句话。声音很轻，但很稳。“这里很好。”

那天晚上她回到老宅，准备最后几天再住一下。客厅里空荡荡的，沙发还在，她坐在沙发上，感觉到这间屋子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满当当了。它变得空了，也变得安静了。那种安静和以前不一样。以前的安静是没有人说话的安静，现在的安静是没有东西可说的安静。她坐在那间空屋子里，拿起手机给苏砚发了一条消息：“今天谢谢你。”他回：“不用谢。”她看着那三个字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她又发了一条：“明天我要去跟爸妈说一声。说我要搬走了。”他回：“要不要我陪你去？”她想了想，打字回：“不用。我自己去。”他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她放下手机，靠在沙发靠背上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那个水渍的印记还在，像一只展开翅膀的鸟。她看着那只鸟，看了一会儿。明天她要去跟父母说一声。说她要搬走了。说这间老宅要拆了。说他们以后不要再找她要钱、要东西、要任何东西了。她会把该说的话说完，然后她走。她坐在那里，感觉到自己很稳。她知道明天会很难。但她也知道，她可以走过去。她坐在那里，慢慢地闭上了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