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：“我工作之后特别拼。我拼命加班，把每一个客户都攥在手里不放。我在洗手间的隔间里掐自己的手心。我总觉得如果不拼就会被淘汰。不拼就没有价值。没有价值就没人要我。”方老师问：“谁淘汰你？”她愣了一下。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她以前觉得那个“淘汰”是抽象的，是职场里的某种规则。但方老师问她“谁淘汰你”的时候，她忽然意识到——那个淘汰她的人，是她自己。是她自己在心里设了一条线，线这边是“有价值的”，线那边是“没价值的”。她一直在拼命地往线这边跑，跑得喘不过气。但那条线是谁画的？是她自己画的。她坐在沙发上，把这个念头想了一遍。然后她说：“是我自己。”方老师说：“那条线能不能改一下？”她说：“怎么改？”方老师说：“你试试看，把那条线从‘有没有价值’改成‘有没有好好活着’。”她坐在那里，把这句话想了一会儿。好好活着。她以前觉得好好活着就是赚足够多的钱，有足够高的职位。但现在她想到的是——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是菜市场。做一条碎掉的鱼，吃大半条。走一条新路，看路边不认识的花。下班的时候准点走，走在路上感觉到风吹在后颈上。那些事就是好好活着。那些事她已经在做了。她不需要再跑到那条线的另一边去。她已经在线的这一边了。

第三次去咨询室的时候，她带了那个打火机。她把打火机放在茶几上，说：“这是我爸给我的。他以前在厂里用的。上面刻着2004。”方老师拿起来看了看，又放下了。她说：“我刚开始拿到这个打火机的时候，觉得它很沉。上面刻着2004。那是溪溪出事那年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留着这个打火机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给我。但后来我想明白了。那个打火机是他身上唯一一件从那时候留到现在的旧东西。他把它给我，是想让我帮他收着。他不能自己收着。他收不住。他太老了。”方老师说：“你收着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收着了。放在我书桌上。有时候我坐在书桌前写字，一抬头就能看见它。”方老师说：“你看见它的时候想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想他。想他坐在沙发上的样子。想他那天说‘会’的时候，手在抖。”方老师说：“你现在还恨他吗？”她坐在沙发上，想了一会儿。然后她说：“不恨了。但也没有完全原谅。我接受他是我的父亲。我接受他老了。我接受他给不了我他给不了的东西。就这样。”方老师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这样挺好。”

方老师把打火机放回茶几上。她看着那个打火机，看了一拍。然后她说：“林晚，我注意到你今天说话的时候手没有抖。”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。手安安静静地搁在膝盖上。她说：“好像是的。”方老师说：“你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讲到溪溪手就在抖。第二次来的时候，讲到小时候手还在抖。今天你讲你爸，手没有抖。”她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自己的手，看了一会儿。然后她说：“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我已经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了就不抖了。”方老师说：“林晚，你不需要每周都来了。你需要来的时候再来。”她看着方老师，看了一拍。然后她说：“那我现在算什么呢？”方老师说：“算你自己觉得自己能往前走的人了。”她坐在沙发上，把这句话想了一遍。她自己觉得自己能往前走的人了。她不需要别人告诉她“你好了”。她自己知道。她站起来，说：“谢谢方老师。”方老师说：“不用谢我。是你自己走到这里的。”

她走出咨询室的时候，天还没有黑。她站在写字楼门口，把外套的拉链拉好。风吹过来，凉的，带着路边那几棵梧桐树叶子落下来的干涩气味。她站在那里，把方老师的话又想了一遍。“是你自己走到这里的。”她以前总觉得她需要别人来救她。需要苏砚来陪她，需要咨询师来开导她，需要时间来解决一切。但现在她站在写字楼门口，感觉到自己不需要那些了。她自己走过来了。她站在那里，看了一会儿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然后拿出手机给苏砚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我今天跟咨询师说，我不用每周去了。”他过了一会儿回：“恭喜。”她看着那两个字，嘴角弯了一下。然后她又发了一条：“明天晚上吃饭？”他回：“好。还是酸菜鱼？”她打字：“换一家。我最近想吃火锅。”他回：“那就火锅。”她看着那两个字，把手机放回口袋里，走下了台阶。

那天晚上她回到公寓，坐在书桌前，把那个打火机拿起来放在掌心里。打火机是凉的，银色的表面磨得发亮，边角那道凹痕被光照得很清楚。她看着那个打火机，看了一会儿。然后她把它放回桌面上，让它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。她翻开笔记本，在空白的一页上写了一行字：“今天咨询师说我不用每周去了。我觉得她说得对。”她写完之后把笔放下，看着那行字。字在灯光下安安静静地躺着。她坐在那里，感觉到自己很稳。那种稳是从她自己的骨骼里生出来的。它就在那里，安安静静地待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