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爸。”韩晴空说。
“嗯。”
“饭很好吃。”
林建国愣了一下。
然后他做了一件事——他把脸转开了。那个动作很快,但他转开的时候,肩膀动了一下。
韩晴空看见了。他没有说破。他只是站起来,绕过桌子,走到林建国旁边,把手放在他的肩上。
那个动作很轻。他这一生做过很多次这个动作——对来访者不会,对朋友很少,对这个人,是第一次。
林建国没有动。他的肩膀在韩晴空的手下面,很瘦,隔着一层棉衣能摸到骨头。
“我不是怪你。”韩晴空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是说,”韩晴空说,“我这二十七年,过得很好。”
林建国的肩膀在那句话里,塌了一点。
那天下午,韩晴空在书房里待了很久。他把那张纸片放进外套的内袋,贴着胸口那一层——银链子在里面,纸片在外面,两样东西隔着一层布,谁也不知道谁。
他没有打开它。
临走的时候,林建国送他到门口。
“晴空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要是去了,”林建国说,“那边的人要是不认你,你就回来。”
韩晴空站在槐树下面,回头看他。
“回来吃饭。”林建国说。
韩晴空笑了一下。
“好。”
他上了车,发动引擎。后视镜里,林建国站在门口,没有挥手,就是站着,穿着那件灰色的棉衣,一直站到车拐出巷子。
那三个半小时的路,他开得很慢。
天在黑下来,高速上的车灯一盏一盏亮起来,从对面过来的一排是白的,跟他同向的一排是红的。他开在中间那条道上,不快不慢,跟着前面的车。
他没有想那个地址。
不是不想,是他知道,现在想也没有用。他需要先把这个东西放一放,放到一个他能拿得动的地方,再去碰它。这是他这些年学会的——有些事不能在当时处理,得等它凉一点。
到江城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多。他把车停进小区的地下车库,在车里坐了一会儿,然后拿出手机,发了一条消息:
【我回来了。】
回复来得很快:
【到了说一声。】
韩晴空看着那五个字,忽然觉得很累。那种累不是开车三个半小时的累,是另一种——是一个人身上背着一个他刚刚才知道自己背了二十七年的东西,而那个东西的重量,是今天才加上来的。
他回:
【到了。】
周一早上九点,山晓所的会议室里坐了四个人。
左山晓坐在长桌的一端,徐然在他左手边,摊开本子。对面坐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,穿一件墨绿色的羊绒大衣,妆很淡,眼睛下面有一层遮不住的青色。她旁边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,西装,领带打得规整,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。
“左律师,”那个男人先开口,“我是恒达的法务总监,姓吴。这位是我们董事长的夫人,陈女士。”
左山晓点头。
“情况吴总监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部分。”他说,“陈女士,我想听您说。”
那个女人抬起头。她的声音是稳的,但那个稳是撑出来的,像是一个人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不让声音抖上面。
“我先生是谢长安。”她说,“恒达医疗的董事长。上个月十九号,他在公司被带走了。经侦。罪名是职务侵占,涉案金额四千二百万。”
“现在第几天。”
“第三十天。”
左山晓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。
第三十天。刑事拘留最长三十天,加上检察院审查批捕的七天,一共三十七天。这是刑辩律师的生死线,过了这条线,人就进去了,再出来要等很久。
“还有七天。”他说。
“还有七天。”吴总监说,“左律师,我们之前请的律师,主张的是‘等检察院看了材料再说’。我等不了。”
“材料是什么。”
吴总监把文件袋打开,抽出几页纸,推过来。
“报案人是我们的副董事长,邵鸿。”他说,“持股百分之三十二。他举报说,谢董在二〇一九年,通过三家‘医疗器械咨询服务公司’,以‘渠道服务费’的名义,把公司四千二百万转了出去。这三家公司没有实际经营,没有员工,注册地址是同一个。钱最后进了谢董妻弟的账户。”
“等一下。”左山晓说,“‘钱最后进了谢董妻弟的账户’——这一句,是报案材料里的原话?”
“是。”
“那四千二百万,是先进了妻弟的账户,还是先进了服务商的账户。”
吴总监翻了一下材料。
“服务商。”他说,“三家服务商收款之后,有一笔八百万,转给了谢董妻弟控股的一家公司。”
“什么时候。”
“二〇一七年十一月。”
左山晓把那一页翻回去,看了一遍。
“二〇一七年。”他说,“比这四千二百万早两年。”
“是。”
“那这笔八百万,跟四千二百万是什么关系。”
“没有关系。”吴总监说,“那是谢董个人借给妻弟的钱,有借条,后来还了一部分。但报案材料把两笔流水放在一起写,读起来像是同一件事。”
左山晓把材料合上。
他在心里记了一笔:这不是证据,这是一个叙事。而叙事是可以被拆开的——只要把时间轴摊平,把每一笔钱的起点和终点单独标出来,那个“看起来像”的东西就会自己散掉。
“这一条,我们后面要单独做一张表。”他说,“每一笔钱,时间、金额、付款方、收款方、依据。一张纸,摊在检察官面前。”
“好。”徐然在本子上记下来。
左山晓一页一页地看剩下的材料。
“谢董的说法。”
“谢董说,那四千二百万是当年董事会批准的渠道费用。”吴总监说,“二〇一八年‘两票制’全面推行之后,厂家的开票层级被压到两道,中间的推广、跟台、维护,只能走第三方服务商。这是行业里普遍的做法。那三家服务商是真实提供服务的,有合同,有发票,有完税凭证,有每个月的市场推广报告。”
“董事会决议呢。”
吴总监停了一下。
“原件丢了。”他说,“二〇二二年公司搬办公室,档案室打包,那一年的会议档案有一箱找不到了。现在只有扫描件。”
“扫描件对方不认。”
“对方说扫描件是 PS 的。”吴总监说,“他们还请了一个什么鉴定机构,出了一份意见,说文件属性异常。”
左山晓把材料放下。
他在心里过了一遍。这个案子的形状,他见过——不是第一次见,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
“吴总监,”他说,“我问一个可能不太好听的问题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邵鸿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报案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。
那个女人——陈女士——第一次主动开口。
“因为股权。”她说,“老邵跟我们家老谢,是一起把公司做起来的。前年公司准备上市,做股权梳理,老谢的意思是,老邵年纪大了,退到二线,股份按净资产折价收回来。老邵不同意,他要按上市的估值算。两边谈了一年多,谈崩了。”
“谈崩之后多久报的案。”
“两个月。”
左山晓点头。
他现在看见了这件事的骨架:这不是一个关于四千二百万的案子。这是一个关于一家公司归谁的案子。刑事控告是手段,不是目的。一个人被关进去,另一边的股权价格就会掉下来——这是最古老、也最有效的一种商业战术。
“陈女士,”他说,“我接。”
那个女人的肩膀塌了一下。
“但是我要先把话说清楚。”左山晓说,“第一,我不保证他能出来。第二,就算出来了,这个案子也还没有结束,后面还有侦查、起诉、审判,可能是两年,也可能是三年。第三,从现在开始,您和公司所有的人,不要再跟邵鸿那边有任何私下接触,不要谈股权,不要签任何东西。任何一份文件,在这个阶段签下去,都可能是证据。”
“我们知道。”吴总监说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左山晓说,“谢董有家属需要人陪着吗。”
陈女士愣了一下。
“我女儿。”她说,“她从她爸被带走那天起,就不太对。她不敢坐电梯。”
左山晓看了徐然一眼。
“陈默在楼下。”徐然说,“我让他把晴窗的电话给您。”
周二下午三点,晴窗。
韩晴空在候诊区看见那个女孩的时候,先注意到的是她的鞋。
一双平底的运动鞋,鞋边有一点灰。她坐在沙发上,两只手放在膝盖上,背挺得很直,那个直不是放松的直,是那种把自己固定住的直。她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水,没有动过。
“谢女士?”
“谢知微。”她站起来,站得有点快。
“我是韩晴空。请进。”
诊室在走廊的尽头,朝南,下午的光从百叶窗里进来,一条一条落在地板上。韩晴空先走进去,把椅子拉开一点,然后在她坐下之后,才在对面坐下。
“喝水吗。”
“不用。”
“那我们开始。”韩晴空说,“在开始之前,我要先跟你说三件事,这三件事跟你的情况没有关系,跟我有关系。”
谢知微抬起头。她的眼睛很黑,眼白很干净,那种干净是长期睡眠不足之后反而出现的一种过分的清明。
“第一,你父亲是左律师的当事人。”韩晴空说,“我是左律师的——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朋友。”
那个词说出来的时候,他自己听见了那个停顿。他不是不知道该怎么说,是那个词不够。但他现在没有别的词。
“这一点我必须先告诉你。”他说,“因为你如果觉得这会影响你在这里说话,你有权换一个人。”
她没有说话。
“第二,我在这里做的事情,是心理咨询。我不做案件评估,不做可信度判断,不写任何可能进案卷的东西。我和左律师之间,关于你的部分,只有一句话——你在接受咨询,以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。别的什么都没有。”
“第三,”韩晴空说,“如果有一天,法院或者公安需要一份心理方面的专业意见,那必须是另一个人来做。我不会做,也不应该做。”
诊室里安静了几秒。
“所以,”谢知微说,“你不会告诉他我说了什么。”
“不会。”
“那如果我说的事情,对他有用呢。”
“那也不会。”韩晴空说。
她看着他。那个看里有一种东西,是韩晴空很熟悉的——一个长期替别人考虑的人,在确认对方是不是也在替她考虑。
“好。”她说。
“那我们从哪儿开始。”韩晴空说,“你可以从最难受的那一次开始。”
谢知微的手在膝盖上动了一下。
“上个月十九号。”她说,“早上。我在公司大堂。”
“说下去。”
“我爸是被从电梯里带出来的。”她说,“两个便衣,一边一个。他从电梯里出来的时候,我正好在大堂,隔着一个花坛。他看见我了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他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。”
“他说,别怕。”
谢知微说到这里,声音还是稳的。她甚至笑了一下,那个笑很小,很短,像是她自己都觉得这个反应有点奇怪。
“然后我就开始不行了。”她说,“先是手心出汗,然后心跳得特别快,快到我以为它要停了。然后我喘不上气,我觉得我吸不进去气,胸口很闷,手指发麻,眼前的东西开始发白。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我要死了。”
“持续了多久。”
“十几分钟。”她说,“后来保安把我扶到沙发上,有人给我倒了水。过了大概二十分钟,就慢慢好了。去医院查了,心电图、心肌酶、甲功,都正常。”
“后来又发作过几次。”
“四次。”她说,“一次在电梯里,一次在会议室,一次在地铁上,还有一次在家里,半夜。”
“每一次都是在什么情况下。”
谢知微想了一下。
“电梯那次,是门关上的一瞬间。”她说,“会议室那次,是有人在我背后把门关了。地铁那次,是车进隧道。”
“半夜那次呢。”
“半夜那次,”她说,“我醒过来,屋里全黑,我一时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”
韩晴空点头。
他现在有了一个轮廓。反复的、非预期性的惊恐发作,伴随强烈的濒死感与失控感,发作间期存在对再次发作的持续担忧,以及明确的回避行为——她不再坐电梯。这个轮廓是典型的惊恐障碍,需要排除的是躯体疾病和物质所致,医院已经做了一部分。
“谢女士,”他说,“我先跟你说一件事,这件事比我们后面要做的所有事情都重要。”
她看着他。
“你那天感觉到的那个‘我要死了’,”韩晴空说,“是真的感觉,但它不是一个真的判断。”
她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“人的身体里有一套系统,叫交感神经系统,负责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,让心跳加快、呼吸变浅、肌肉绷紧,好让你能跑,或者能打。这套系统非常好用,它救过人类几十万年。”韩晴空说,“但它有一个毛病——它会误报。”
“误报。”
“对。它有时候会在没有危险的时候拉响警报。”韩晴空说,“警报是真的,心跳是真的,手麻是真的,喘不上气也是真的。但那个‘危险’不是真的。”
谢知微没有说话。
“所以那天在大堂,你的身体做了一件它以为在救你的事。”韩晴空说,“它没有坏,它也没有病。它只是把一个错误的信号,当成了正确的。”
“那我为什么会一直发作。”
“因为你开始怕它。”韩晴空说。
她愣了一下。
“第一次发作之后,你心里多了一个东西——‘它会不会再来’。”韩晴空说,“从那以后,你每一次心跳快一点,每一次胸口闷一下,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检查:是不是又要来了。那个检查本身,会让心跳更快,会让呼吸更浅。于是它就真的来了。”
他看着她。
“惊恐障碍最难对付的地方,不是发作本身。是‘怕发作’这件事。心理学上把它叫做‘对恐惧的恐惧’。它是一个闭环,你越怕,它越来;它越来,你越怕。”
谢知微的手在膝盖上握紧了。
“还有一件事,我要提前告诉你。”韩晴空说,“你现在做的很多事情,看起来是在保护自己,其实是在帮它。”
“什么意思。”
“你不坐电梯,改走楼梯。”韩晴空说,“每次你走完那二十六层,你的身体会松一口气——‘看,我没坐电梯,我没事’。那口气是真的舒服。但那个舒服,是在告诉你的身体一件事:电梯是危险的,绕开它是对的。”
他顿了一下。
“心理学上把这个叫负强化。一个行为,如果它能让一件坏事不发生,这个行为就会被加强。你绕开的次数越多,‘电梯很危险’这个信念就越结实。到最后,可能不只是电梯——还有地铁,还有会议室,还有一切关着门的小空间。”
谢知微的脸色变了一点。
“那我不走楼梯了?”
“不。”韩晴空说,“现在还不能。你现在硬着头皮去坐,只会再发作一次,然后你会更怕它。我们要做的,是把那件事拆成很小很小的步子,小到你做的时候,身体来不及拉警报。”
“比如。”
“比如先站在电梯门口,按一下按钮。门开了,你不进去,就看着它关上。”韩晴空说,“这一件事,做三次。三次之后,你的身体会知道,门开了,什么都没有发生。”
谢知微看着他,过了一会儿,说:“这个听起来很慢。”
“是很慢。”韩晴空说,“但它是往前的。走楼梯是快的,是原地转圈。”
谢知微低下头,把那句话想了一会儿。
“所以我们分两步走。”韩晴空说,“第一件,我们要让你的身体知道,那个警报是假的。第二件,我们要让你知道,就算它响了,你也不会死,你也撑得住。”
他顿了一下。
“第二件比第一件难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第一件是知识,第二件是经验。”韩晴空说,“知识我可以告诉你,经验只能你自己去拿。”
那天下午,他们做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是呼吸。韩晴空没有教她“深呼吸”——很多人以为惊恐发作的时候要深呼吸,其实不对,过度换气的时候,拼命吸进更多的气,只会让血液里的二氧化碳排得更快,头晕和手麻会更严重。他教她的是延长呼气:吸气四拍,呼气六拍,把注意力放在“呼出去”上面。
第二件是着陆。他让她看着诊室里的五样东西,说出它们的颜色;让她听四种声音;让她摸三样东西的质地。他说这叫五感着陆,是在一个人被情绪卷走的时候,把他重新按回此时此地的一种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