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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章 Thirteenth 只缘身在此山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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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槐路在江城的北边,是老城剩下的最后几条街之一。

韩晴空是周日下午去的。天阴着,没有风,那种冬天将雪未雪的天色,云压得低,光是从云里滤下来的,薄薄一层,落在什么东西上都不留影子。

他把车停在街口的停车场,走进去。

路不宽,两边是梧桐,叶子落光了,枝子在头顶上交错着,像一张没收起来的网。房子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,六层,水泥外墙,阳台封着铝合金窗,窗台上的东西摆得很满——腌菜坛子、旧花盆、晾着的拖把。有几家门口还挂着香肠,红白相间的一串,被风吹得转来转去。

门牌是蓝底白字的搪瓷牌,钉在墙上,有些已经锈了,边角翘起来。

单号在北侧。他从一号开始走。

一号是一家关着门的理发店,卷帘门上贴着“旺铺转让”,纸已经黄了。七号是小卖部,柜台上摆着一排暖水袋。九号和十一号是一栋六层楼的两个单元。十三号是一段围墙。

再往前,围墙变成了一排蓝色的铁皮围挡,上面印着白字:“江城老城改造(北片)项目”。围挡接得很齐,从十三号一直延伸过去,中间只有一个上了锁的小铁门,锁上生了锈。

他沿着围挡走。

十五号没有。十七号没有。

门牌的序列在这里断了,从十三直接跳到十九——因为十三到十七都被圈在里面了。

韩晴空站在围挡前面,从铁皮的缝里往里看。

里面是一片平地。地被推过,压得很实,颜色比外面的路深。几堆砖码在角落里,用塑料布盖着,塑料布被风撕开了一个口子。一台挖机停在中间,斗子放下来,落在地上,像一只歇着的动物。还有一棵树没有被砍,孤零零地立在那里,枝干很粗,是从前哪家院子里的。

不是柚子树。

他站在那里,看了很久。

纸片上写的是“江城青槐路 17 号”。这一行字在他口袋里放了八天,他打开它四天了。这四天里,这一行字在他脑子里的分量,比一张纸重得多。

而现在,它是空的。

不是“找不到”,是“没有”。那条街上没有十七号,那一片地上没有房子,那棵没有被砍的树不是柚子树,那堆砖里没有一块是从他母亲住过的墙上拆下来的。

二十七年。一个地址在纸上只是一个地址,落到地上,可以是一片被推平的土。

他这几天做了很多准备——准备站在门口,准备敲门,准备被赶出来,甚至准备面对一句“你找错了”。他没有准备的是这个:一个不存在的门牌。

他转过身,往回走。

走到十九号的时候,他听见了声音。

十九号是一个老院子,院墙很高,墙头上压着瓦,瓦缝里长着草。院门是两扇旧木门,一扇开着,一扇虚掩。墙里面探出两棵树来,冬天的树没有果子,叶子还在,是很深的绿,厚,一片压着一片,把最后一点光都收在里面。

他没有立刻走过去。他站在墙外,因为里面有说话的声音。

一个男人的声音,年纪不小了,说话的时候有点鼻音:“这个门轴该上油了。每年都说,每年都忘。”

一个女人的声音:“你上啊。”

“明天上。”

女人笑了一声。那个笑很短,但是很松,是过了很多年才有的那种松。

韩晴空站在墙外两米的地方,听完了这几句。

他不知道为什么站住了。他不是爱听别人说话的人,他的职业让他听过太多不该听的话。他站住,是因为那个院子里的声音让他觉得——那个院子里的人是幸福的。

这个判断来得很快,也没有理由。他在心里给自己记了一笔:未经证实的推断。

然后他走了。

走过那扇门的时候,他侧了一下头。门边的墙上有一个门牌,蓝底白字,被一丛爬墙虎盖住了一半,只露出一个数字的下半截。他没有停下来看。

他走出青槐路,回到停车场,坐进车里。

车里很冷。他没有马上打火,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,看着面那堵墙。

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回来的。林建国没有瞒过他,也没有把它说得很重——就是一件事实,摆在日子里。他五六岁的时候问过一次,林建国说,你妈把你交给我,她有事。他问什么事。林建国说,大人的事。

后来他就不问了。再后来他学了心理学,知道“不问”在一个孩子身上意味着什么——不是不好奇,是学会了不去要一个不会有的答案。

他有过一个念头,从很早就有了,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说过:如果他的父母是不要他的,那他就不找。如果是别的原因,那他要一个答案。

现在他知道了一半。

不是不要。

他把车开出去,经过青槐路的时候看了一眼后视镜。那两棵树在镜子里变小,然后被一个拐角吃掉。

周一上午九点,左山晓在江城市临江区人民检察院的案管中心递了材料。

材料一共三份: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六页,证据目录三页,附件一册。附件里有三家公司从二〇一六年到二〇二一年的工商年报、纳税申报记录、社保缴纳明细,还有一份付款审批单的复制件——那一页纸的右下角,有两个签名。

收案的是个年轻书记员,姓周,戴着眼镜,一件深蓝色的制服外套,袖口有点长。

他把材料一页一页翻过去,翻到附件,停了一下。

“左律师,这个是……”

“羁押必要性审查。”左山晓说。

“我知道。我是说,您这个是在侦查阶段提的。侦查阶段一般是向办案单位申请取保候审。”

“那是取保候审。”左山晓说,“我申请的是羁押必要性审查。这是两件事。取保候审是向办案机关申请,求的是一个结果,对方可以批准,也可以不批准,不批准不需要给理由。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向检察院申请,求的是一次审查。检察院要在十个工作日之内给我一个结论,重大复杂的可以延长五天。它不是恩惠,是程序。”

小周把材料合上,拿过一个登记本。

“我登记一下。三个工作日之内我们会通知您是否立案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左律师。”小周在他转身的时候叫了一声,“这个案子……网上有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就是说一下。”

左山晓点了点头。

他走出案管中心,站在台阶上,把手套戴上。临江区检察院的院子不大,一棵银杏,叶子落光了,地上扫得很干净。他站了大概半分钟,然后给徐然打电话。

“递了。三个工作日之内立案。”他说,“听证的事我另外申请了。你那边怎么样。”

“社保调出来了。”徐然说,“十一个人,最短的缴了十九个月,最长的缴到二〇二一年六月。”

“纳税。”

“三家公司二〇一九年合计缴增值税及附加二百三十七万。”徐然的声音里有一点克制不住的快,“左律师,空壳公司不给人缴社保。”

“也不缴二百三十七万的税。”左山晓说,“把这两句写成一句话,放进意见书第三部分。不要用感叹号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还有,付款审批单我要原件。”

“原件在恒达的财务档案里。吴总监说可以调,但是要走公司内部审批,邵鸿那边的人可能会知道。”

“让他走。”左山晓说,“我们现在不怕他知道。他知道了,才会动。”

“动什么。”

“动得越多,留下的越多。”

他挂了电话,站在银杏树下,想了一件事。

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问题,他自己很清楚:他的当事人在里面,而对面的人在外面。在里面的人什么都不能做,在外面的人什么都能做。羁押本身就是一种力量——它不需要证明任何事,它只需要时间。一个人在里面的每一天,都在替对方工作。

所以羁押必要性审查不是一个程序上的补充动作。它是这个案子的主战场。

他抬头看了一眼天。今天有太阳,但是很薄。

山晓所下午三点开了一个短会。

陈默发下来一张表: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到二〇二一年十二月,十四笔款项,一行一笔,时间、金额、付款方、收款方、依据、凭证。

“报案材料里只写了三笔。”他说,“二〇一七年的八百万和二〇一九年的四千二百万,被放在相邻的两段里,中间没有隔行,没有小标题。读起来像一件事。”

“不是读者。”左山晓说,“是审查逮捕的检察官。他一天看十几个案子,他看材料,不看账。材料怎么写,他就怎么理解。”

他把表从头看到尾。

“这十四笔里,九笔的原始凭证是完整的。三笔缺合同附件,一笔缺发票,一笔是那八百万——那是谢长安个人的钱,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个案子里。”

“所以我们打什么。”

“打人。”左山晓说,“打他该不该在里面。”

陈默在本子上写了两行,合上时慢了半拍。左山晓看见了那一行抬头:《第五个月》。

“陈默。”

“工作记录。”

“工作记录写‘第五个月’?”

“这个案子第五个月。”

“这个案子是第一个月。”

徐然低下头,肩膀动了一下。她忍了两秒,没忍住,咳了一声。

“散会。”左山晓说。

周二下午四点,谢知微第二次来。

她今天穿一件灰色的高领毛衣,头发扎起来了,比上次整齐。进门的时候她先站在门口看了一眼窗户,然后才走过来坐下——她在确认出口的位置,用可控的方式让自己安全。

“上周的作业。”他说。

“做了三次。”她说,“周二、周四、周六。都在下班以后,人少的时候。”

“说说。”

“第一次,我站在电梯门口,站了五分钟。没有按。”她的手放在膝盖上,慢慢地说,“心率从九十六到一百二十四。五分钟以后回到一百零几。我就走了。”

“第二次。”

“第二次我按了按钮。”她说,“门开了,我没有进去。我看着它关上。”

“第三次。”

“第三次我按了,门开了,我往里看了一眼。里面有镜子。我看见我自己。然后门关了。”

她说完,抬起头,等他说话。

韩晴空没有立刻说。

他在心里过了一遍这个进度。三次暴露,梯度是对的:站—按—看。她没有进,这在他的预期之内。她汇报的方式也很特别——她报的是心率,不是感受。这是一个把身体数据当作语言的人,因为感受对她来说太不可靠了。

“这三次,你用了什么。”他问。

“什么意思。”

“站在电梯门口的那五分钟里,你做了什么让自己撑住。”

谢知微想了一下。

“我带了一瓶水。”她说,“一直握在手里。”

“一直握着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下次把水放在包里。”

她看着他。

“水是你的安全行为。”韩晴空说,“它没有错。它让你能站五分钟,这五分钟是真实的。但它同时在告诉你的身体一件事:我需要这个东西才能站在这儿。你握得越紧,你的身体越相信电梯是危险的。”

“那我不带水,我可能站不住。”

“可能。”韩晴空说,“所以我们不一下子拿走。下一次你把水放在包里,不拿出来。你还是带着它,但它不在你手里。你看,你还是安全的——只是你的手不知道。”

谢知微低下头,看着自己的手。

“这个我能做到。”她说。

“好。这是第四次的作业。”韩晴空说,“还有一件事。上次你说,你在会议室发作,是因为有人在你背后把门关了。这句话我记了。”

她的肩膀收紧了一点。

“今天如果你想说的话,可以说。如果你不想说,我们做别的。”

她沉默了大概十秒。

“上周五。”她说,“下班,停车场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走到车边,开门,坐进去。后面那辆车有人下车,关车门。就一声。砰。”

她的语速慢下来了。

“我整个人就……我以为是有人从后面按住我。我回头看,没有人。然后我的手开始麻,从手指往上麻。胸口很紧,像有人坐在上面。我喘不上气。我想我可能要死了。”

“然后呢。”

“我坐在驾驶座上,钥匙都没插。我想打一二〇。”她说,“我拿出了手机。我看着那个号码,我没有按。”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因为我怕。”她说,“我怕他们来了,检查完,说我没病。”

韩晴空没有动。

这一句是这次面谈里最重要的东西,比那三次暴露重要得多。

“再说一遍。”他说。

“我怕他们说我装。”

“你不是怕死。”韩晴空说,“你是怕死了以后,别人说你没病。”

她的眼睛红了。

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。”他说,“大多数惊恐发作的人怕的是身体。你不是。你的身体在报警,但你怕的是这个警报是假的,怕自己是那个‘小题大做’的人。所以你宁愿不打那个电话,也不愿意冒一次被否定的险。”

“我妈就说过。”她的声音很低,“她说我想太多。”

“什么时候。”

“我爸被带走第三天。”她说,“我坐在沙发上,一整天没有起来。她说,你别想太多,你爸没事的。”

“她是在安慰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谢知微说,“但是那句话的意思是,我现在这样,是我想出来的。”

韩晴空点了点头。

“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。”他说,“你父亲被带走那天,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‘别怕’。你母亲安慰你的时候,说的是‘别想太多’。这两句话,都在告诉你——你现在的感觉是不对的。”

她抬起头。

“我不是在批评他们。”韩晴空说,“他们都是在用自己会的方式对你好。但是一个二十四岁的人,在一个月里,从两个最亲的人那里,收到两次同一个信息:你的感受不作数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。”她说,“我不能怪他们。”

“没有人要你怪他们。”韩晴空说,“我要你做的是另一件事:把那个判断权拿回来。别人说你的感受不作数,那是别人的话。你的身体在你胸口敲的那一下,是真的。它不需要谁来批准。”

她低下头,肩膀开始抖。

韩晴空没有安慰她。他等她抖完。

这个过程大概有四十秒。四十秒之后,她的呼吸变了——变快了,浅了,肩膀耸起来,一只手抓住了沙发的扶手。

他看见了。

“谢知微。”

她没有回答。

“看着我。”

她抬起眼睛,眼睛里的东西散了,焦点在别处。

“你现在心跳很快,手在麻,你觉得自己要出事了。”韩晴空说,声音很平,不快也不慢,“这些我都知道。你不需要跟我解释。现在你跟我做一件事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看那盏灯。”他说,“落地灯,左边那个。什么颜色。”

“……黄的。”

“对。现在告诉我,这个屋子里有几个声音。”

她停了一下。

“两个。”她说,“你的声音。外面的车。”

“很好。现在你的后背贴着沙发,你感觉一下,沙发是软的还是硬的。”

“……软的。”

“你的脚。”

“在地上。”

“好。现在跟着我呼吸。吸——四拍。呼——六拍。呼比吸长。不要深呼吸,深呼吸会让你更晕。慢慢地,把气呼出去,像吹一支很远的蜡烛。”

他们做了六轮。

她的肩膀一点一点落下来。

“你现在心率多少。”韩晴空问。

她抬起手腕,看了一眼表。

“一百三十二。”

“再看一次。不用一直看,一分钟以后看。”

他们没有说话。屋子里只有德彪西的《月光》,音量很低,像一层水。

一分钟。

“一百零八。”她说。

“你做了什么。”

“我什么都没做。”

“对。”韩晴空说,“它自己降下来了。”

她愣住了。

“你刚才经历了一次完整的发作。”他说,“从开始到峰值,大概三分钟。它没有一直往上走,它到了一个顶,然后自己下来了。你没有把它按下去,你也没有跑,你只是坐在那儿,等它下来。”

“我以为它会一直上去。”

“所有人都这么以为。”韩晴空说,“这是惊恐最核心的一个错误。它让你相信它是一条一直往上的线,直到你死。它不是。它是一条抛物线。它会到顶,然后下来。你的身体里有一套东西,专门负责把它拉回来,那套东西不需要你指挥。”

他把茶几上那杯水推过去。

“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练的。”他说,“不是练怎么不发作——是练发作的时候,你待在里面。每一次你待在里面,你的身体就多一条数据:我发作过,我没有死。”

谢知微把水捧起来,喝了一口。

她的手还在抖,但是抖得轻了。

“韩医生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刚才是不是很难看。”

“你刚才很难看。”韩晴空说,“但是你没有走。”

她笑了一下,眼泪掉下来,落在毛衣上,一小片深色。

面谈到六点结束。

谢知微在门口停了一下,回过头。

“韩医生,那瓶水,我下次放包里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我不是为了让你高兴。”她说,“我是想试试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韩晴空说,“这句话你说得很准。”

她走了。

韩晴空回到诊室,把记录本打开,写了一页。

他写:本次面谈中来访者出现一次完整的惊恐发作,持续约三分钟,未中止面谈;干预为延长呼气与五感着陆;发作后心率由一百三十二降至一百零八。

另起一行,他写:“来访者在会谈末段主动提及二〇二二年公司档案搬迁事宜,内容可能与其父刑事案件相关。本人未追问细节,未作引导性提问,未向第三方披露。已当面告知保密范围。此事提交督导讨论。”

写到这里他停了一下,把“可能与其父刑事案件相关”划掉,改成“涉及来访者家庭事务”。

有些东西他不能写下来,不是因为不记得,是因为写下来之后,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来访者的事了。

那天谢知微说的是这个:

“二〇二二年夏天,我在公司实习。我爸让我去档案室帮忙,说搬办公室,人手不够。我去了三天,主要是贴标签、装箱。”

“有一批牛皮纸袋,很旧了,袋口用棉线绕着的。上面写着年份,还有‘董事会’三个字。我负责在箱子上写编号。”

“有一箱是二〇一九年的。箱子是我封的,胶带是我贴的,编号也是我写的。”

“封之前我数过,十四个袋子。”

她说到这里的时候,停了一下,手指在膝盖上按了一下。

“到新办公楼,拆箱的时候我又数了一次。十三个。”

“我当时以为我数错了。因为第一天我数错过一次,档案室的阿姨说了我一句,我不服气,就又数了一遍。所以那一箱我记得特别清楚。”

“后来我跟我爸提过一次。他说,可能是装错了箱。他说完就过去了。”

“我也就过去了。”

“上个月他被带走以后,我一直在想这件事。”她说,“我想了十天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重要。我不敢跟人说,因为我怕我说了,别人一查,发现是我数错了,那……”

她没有说完。

韩晴空当时问了一句:“你怕的是什么。”

她说:“我怕我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,结果是我记错了。”

周三上午九点半,临江区人民检察院三楼听证室。

房间不大,正中一张长桌,桌面上铺着深绿色的台布。后墙上挂着一枚国徽。窗帘拉开了一半,光从左边进来,落在桌子的三分之一处。

长桌一侧坐着三个人:主持审查的沈检察官,四十岁上下,短发,一件深灰色的西装,说话很慢;她左手边是书记员,一台笔记本电脑;右手边是本案的办案民警,姓吕,三十多岁,坐得很直。

另一侧坐着三个听证员:一个退休法官,姓秦,六十多岁,头发全白,穿一件藏青色的夹克;一个区人大代表,是所中学的副校长,四十来岁;一个区律协的年轻律师。

左山晓和徐然坐在长桌的这一头。

沈检察官先说程序。

“今天这个会,是依据《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》组织的公开审查。审查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谢长安是否还有继续羁押的必要。我先说明三点。”

她把面前那张纸挪了一下。

“第一,这个程序不是定罪程序。今天在场的人,不需要对谢长安是否有罪发表意见。第二,这个程序审查的是‘必要性’,不是‘可能性’。第三,今天形成的意见,将作为本院是否向办案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依据。”

她抬起头。

“吕警官,你先说。”

吕警官翻开本子。

“犯罪嫌疑人谢长安,男,五十岁,恒达医疗董事长。因涉嫌职务侵占罪,于四十一天前被刑事拘留,第三十二天经本院批准逮捕。涉案金额四千二百万元。”

“羁押理由三点。第一,涉案金额特别巨大,法定刑在十年以上,犯罪嫌疑人有逃避审判的可能。第二,犯罪嫌疑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,掌握公司全部财务和人事,存在干扰证人作证、毁灭证据的可能。第三,本案尚有部分资金流向未查清,需要继续讯问。”

“补充一句。”他说,“我们不是不同意取保。是现在不行。等资金流向查清了,我们欢迎他来申请。”

左山晓听着,没有记。

他在等最后那一句。“等查清了”这四个字,是这类案子里最常见的一句话,也是最没有办法反驳的一句话——因为查清是一个没有刻度的词,它可以是三个月,也可以是三年。

沈检察官看向他。

“左律师。”

左山晓把面前的东西挪了一下,只挪了一份。

“谢谢。”他说,“我先说一句可能不太符合场合的话:我今天不打算证明谢长安无罪。”

秦听证员抬了一下眼。

“因为这个程序不审这个。”左山晓说,“如果我今天在这儿花一个小时讲他无罪,那我是在浪费在座各位的时间,也是在暗示各位,你们今天可以替法院做判决。你们不能,我也不需要。”

“我今天只说一个判断:证据已经收集固定了,他没有社会危险性,继续羁押没有必要性。”

他把那份材料推过去。

“先说证据。”

“本案的核心事实是三件事:钱从哪里来,钱到哪里去,钱有没有真实的业务背景。这三件事,现在都已经查清了。”

“钱从哪里来——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董事会决议,批准年度渠道服务费预算四千八百万元。原件在二〇二二年丢失,但这份决议在当年六月被提交给了江城银行城北支行,作为授信申请的附件。银行的信贷档案里有复印件,加盖了银行业务专用章和骑缝章,有收件登记,有经办人签字。这份复印件现在在卷。”

“钱到哪里去——三家公司收到款项后,支付给了下游的会务公司、物流公司、以及十一名员工的工资和社保。三家公司二〇一九年合计缴纳增值税及附加二百三十七万元,为十一名员工缴纳社会保险,最短的缴了十九个月。”

“空壳公司不缴税,也不给人缴社保。”他说,“这不是我的推论,这是税务和社保系统里的记录。”

“钱有没有真实业务背景——有六场学术推广会的场地租赁合同、签到表、讲课费发放表和代扣代缴记录。签到表上有医院科室的印章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我不是说这些材料能证明他没有犯罪。我是说,这些材料已经全部在卷了。账查到了二〇一六年,银行流水查了七年,证人问了十九个,公司的印章换了,财务系统封了。请问,还有什么证据是可以通过关着他来取得的。”

吕警官想说什么。

“吕警官刚才说,还有部分资金流向未查清。”左山晓说,“我想请教一句:这部分资金流向,是需要问谢长安才能查清,还是需要去银行查?”

“都有。”

“如果他去银行查,需要谢长安在里面吗。”

吕警官没有回答。

“第二,社会危险性。”

“谢长安有固定住所,有家庭,公司有三千二百名员工。他的护照在批捕当天已经交出。他在看守所三十九天,除了律师,没有见过任何人。”

“至于‘干扰证人’——”左山晓说,“这一条我特别想说一句。本案的证人有十九个,其中十七个是恒达的员工。这些员工的工资,现在是邵鸿在签。如果谢长安要干扰证人,他需要什么?他需要能发工资。他现在发不了。能发工资的那个人,正在外面。”

沈检察官抬了一下眼。

“左律师,你这句话有指向。”

“有。”左山晓说,“我现在就说清楚。”

他把另一页纸推过去。

“这是二〇一九年四月至六月的付款审批单。四千二百万分三笔支付,每一笔的审批栏上有三个签名:经办、财务负责人、分管副总裁。”

“第三个签名,是邵鸿。”

屋子里安静了一下。

“他当时分管销售。”左山晓说,“三笔款,他签了三次。”

“左律师。”沈检察官说,“你的意思是,报案人涉嫌诬告?”

“我没有这个意思。”左山晓说,“诬告陷害是一个罪名,我不在这个程序里指控任何人犯罪。我说的是一个事实:一个在七年前签字批准这笔支出的人,在七年后以被害人的身份报案,并且在同一时间,以‘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’为由,召集临时股东会。”

“这件事需要说明。”他说,“我不需要它被解释成犯罪,我只需要它被看见。”

秦听证员开口了。他的声音很沉。

“左律师,我问一个外行的问题。”

“您说。”

“如果这份单子是真的,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,这笔钱不是一个人偷偷拿走的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为什么检察院批捕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份单子。”

“因为批捕的时候,这份单子还在恒达的财务档案室里。”左山晓说,“它在第四十七号柜,第三层,一个写着‘二〇一九’的纸箱里。认为它不存在的人,不会去找它。”

秦听证员在本子上写了几笔。

区人大代表问了一句:“左律师,我更外行。他出来了,会不会跑。”

“会。”左山晓说。

那个人愣了一下。

“如果一个人想跑,他会跑。”左山晓说,“但是我想请各位看一件事:他跑了,恒达就完了。他的公司,他的三千二百个员工,他二十六年做起来的东西,全部归零。而他跑了以后,邵鸿会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股权收购——因为一个在逃的董事长,是没有谈判资格的。”

“所以,希望他跑的人,不是他。”

“至于法律上怎么保证他不跑——保证人、保证金、交出护照、不得离开本市、不得接触本案报案人和证人、随时接受传讯。这些都可以写进决定书。我请求的不是‘相信他’,我请求的是‘用条件换自由’。”

沈检察官看了他一会儿。

“最后陈述。”

左山晓把桌上的东西收了一下,收得很齐。

“第三十九天。”他说。

“他在里面待了三十九天。这三十九天里,恒达的股价跌了百分之三十一,两家银行抽贷,一个在谈的并购项目终止,四十七个中层提交了辞职申请。”

“这些事,法律上不叫损失。法律上叫‘尚未判决’。”

“我知道,羁押不是刑罚,它是为了保证诉讼顺利进行。我也知道,一个办案的人,最不愿意承担的风险就是‘放出去以后出了事’。这个责任是真的,我理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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